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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国的奶牛城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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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看了“城市发掘者”的雄文《为什么我们对无锡南通的上涨视而不见》,凯撒脑子忽然蹦出一个词——“奶牛城市”。

开国必养牛

每个帝国在草创之初,都会面临战争过后百业凋敝的现实。这时候最明智的办法——是养牛。不再拼命挤压收割剩余的财富,而是休养生息繁衍人口,恢复城市,以及释放市场的力量。

凡是在脆弱的天下再收割一刀的,都暴毙而亡。比如秦、隋、李自成、常凯申,都在大乱之后再生糜耗。

而懂得放手养牛的朝代则国祚绵长。远如汉文景之休养生息;近如朱元璋之固定税额;康熙爷之永不加赋。

当养牛时代赶上城市化,于是就有了——奶牛城市。

传统牛圈

中华田园奶牛城市

长三角、珠三角

从宋元时期的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到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,长三角一直是中国传统富庶之地,诞生了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杭州,以及后来的松江、常州、嘉兴等奶牛城市,也一直是国家赋税重地。一条京杭大运河,持续将江南将财富运往京城,以及输血到边疆。

江浙

作为传统奶牛地区,这片区域一直富甲天下。以粮为富的时代则“苏湖熟”,以纺织丝绸造富的时代则“衣被天下”。

即使遇上战乱,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受了轻视,一旦改革开放,在国家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发展之前,就爆了一波乡镇企业狂潮,启动了中国Herend第一场工业革命,这是连邓小平也没料到的巨大力量。

(参见《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》)

珠三角

江南地区的富甲天下人尽皆知,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珠三角在明清时,也已成为比肩长三角的工商业发达之地,只是少有人提及。铁器、瓷器、白砂糖、西洋货物,竟有广东福建商人运到江南,再满载丝绸棉布而归。

克鲁士《中国志》描写了嘉靖年间广东的盛况:“这个省有十一座城,包括省城在内,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,要在别处,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,因为它们极壮丽,人口繁庶。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(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),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。”

意外之财

帝国主义奶牛城市

上海、东北F4、津汉+青岛

近代,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渗透,造就了一群中华大地上不曾有的城市文明,多以租界和通商口岸为代表。

上海

如果城市有分级,上海在民国时绝对属于零线城市。全国进出口关税所得大半归于上海;工业总量占压倒性地位,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超级消费城市。上海当时在中国的地位无以复加,然而长期以来,迫于租界的势力,帝国长期无法从中挤奶,一个不被挤奶的超级奶牛,自然涨得盆满体流油。

直到常凯申北伐,连拉带吓搞定了上海,从此有了一个绝世好奶牛,不靠农税也能富甲全国,靠钱砸赢了中原大战,靠钱策动了东北易帜。

解放后,上海长期担任奶牛城市的重任。纺织业、制造业产品供给全国,北京闹得再凶,也有上海赋税供养,上海人自己却蜗居在几平米的阁楼中,难怪心理失衡。直到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,上海情况才开始改观。

东北F4

这里指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、大连。和现在我们观念中不同,当年的东北,是封建中国统治版图中最薄弱的部分,由于柳条边封禁,东北长期地广人稀。等到清帝退位,便被俄国和日本盯上,认为是无主之地。

也正是因为俄日交替争霸,中东铁路大开发,打开了东北的现代化之路,缔造了哈长沈大四个民国时期的繁华大城市。建国后,由于出色的工业基础无缝转轨成重工业基地,开始成为共和国的奶牛。

然而,一旦这些特殊的外部条件不见了,东北地区只能滑落回归他本来的经济地位。所谓文化和腐败,只是果实,而根子,在我们决定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去寻求协作的那一刻,就已经注定。

说了这么多历史流水账,凯撒并不想引来各个城市的撕B。有城市负责经济,有城市负责政治,有城市负责军事外交,城市之间分工不同,不一定是总是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剥削。

正如李云龙说的:你们娘们纳鞋底,咱们爷们打鬼子,谁也别和谁客气。不是说江南人民没血气,而是这里经济禀赋实在太好,不用来挣钱可惜了。

历史是现实最好的探照灯。之所以对比传统奶牛城市和帝国主义奶牛城市,凯撒想说的其实是——

那个被帝国主义打断和扭曲的

中华民族伟大城市化建设

正在强势回归!

西方世界需要的,其实是被驯化的中华文明。他可以是大连、青岛、宁波、厦门、上海等通商口岸,把中华之物力源源不断地融入世界,然后造几个文明灯塔、花花世界供我们仰望。不是说这几个城市不够好,而是单独的几个海岸城市,无法孕育出真正强大的城市文明。

而中国需要的,是按自己的天赋自然生长的城市群。

在巨大的三角洲平原,能天然的聚集其天量人口,再加上海运的对外便利,才能实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超级规模工商业协作,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超级城市文明,这本就是长三角、珠三角的使命。

很多我们以为现在才有的事儿其实古已有之,比如苏南浙北的基于专业分工的城镇群:明朝时,江南最发达的南京、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和杭州,七府每个下面都有六七个县,每县下面都有十来个专业镇,每个镇根据织布、染布、生丝、丝绸等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工。这种专业镇的基因,也直接遗传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浪潮,江浙一带依旧是一镇一产业。

比如“农民工”。城市里大量的手工业需求,吸引来了数以千万计的所谓“流民”,农民为了更好的收入,让家庭成员种地,自己跑到城里去打工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。(参阅《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》)

比如大规模的贸易。“燕、赵、秦、晋、齐、梁、江淮之货,日夜商贩而南,蛮海、闽广、豫章、楚、越、新安之货,日夜商贩而北。” (明《李长卿集》)长三角和珠三角当年商贸之发达,也远超我们的想象。

所以凯撒才说,这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强行打断的进程。这个进程,因我们以西方主导的方式卷入全球化而扭曲,直到很久才走上正轨。

凯撒一直坚信,超越现有时代的文明,就蕴藏在更大规模的协作中,就蕴藏在前所未有的城市群建设中,这是我对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观点。

也许会有人说我偏激。你看得没错,凯撒确实是一个三角洲主义者,一个超级城市群主义者。所以,如果你问我偏居一隅的东北、西北、西南城市有没有投资价值,我的回答永远是,没有。如果你问我成都、重庆、武汉、郑州有没有投资价值,我只能回答你——一定阶段有。

但,如果你问我坚信哪里可以开出没有人想象过的瑰丽之花,那答案一定是长三角珠三角,无论政策怎么变,进阶风怎么吹,高等级城市如何吸血,只要我们还想要星辰大海,只要我们期待的是伟大复兴,这将会是必然的选择。不开启这个征途,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大号的欧洲,或是整合更好的印度,却永远到不了我们理应达到的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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